第一屆 象徵性遊戲(Symbolic Play)在兒童語言發展上的指標性意義之探討

摘要

　　本研究探討象徵性遊戲與早期語言發展之間的關係。從1999年12月至2000年7月期間， 共有四名年約一歲三個月正常發展兒童，三名2~3歲唐式症兒童， 及三名2~3歲語言發展遲緩兒童， 前後共四次，接受象徵性遊戲能力測驗(Symbolic Play Test)及語言樣本採集分析（平均語句長度及相異詞彙量）， 並於期間前後兩次由臨床心理師評估個案整體發展（DDST及CCDI）。 分析結果發現在語言與遊戲發展階段，大致上存在兩個過渡點（transition point）。在語言發展上所區分的呢喃期（babbling stage），單字期（one-word stage），與雙字期（two-word stage），可以對應到遊戲複雜度的第一層次（Level I: sensory-motor action, pre-functional, pre-symbolic），第二層次（Level II: centered symbolic, decentred symbolic, substitutional play, combinatorial），及第三層次 （Level III: internally directed）。

　　由此研究的分析發現， 在正常發展兒童中， 象徵性遊戲與語言發展的確存有高度的相關性， 兩者同時成長。在唐氏症兒童中，雖然有較長的過渡期，兩者在時間上亦呈現其相關性。而在語言遲緩兒童中，兩者則有較複雜的關係，隨著遲緩類型不同而有所不同。

關鍵字：象徵性遊戲(symbolic play)、早期語言發展、語言評量
 

1 序言

　　關於兒童語言發展的研究，傳統上語言學家必須透由兒童的語言表現(language performance) 來判斷其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 然而，這樣的方法對於年紀較小而未能說出完整的句子的兒童似乎並不適合。在語言發展的初期，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判斷兒童的語言發展呢？

　　語言與認知發展的關係，長久以來，都是語言學家與心理學家所關心的主題。 根據Piaget (1962) 的理論，語言是整體認知能力的一部份，與符號功能(symbolic function) 同時在感官運動期(sensorimotor period) 末期出現。 國外的研究結果(Terrell, 1984; Roth & Clark, 1987; Bates et al, 1979...)， 一般也都相信早期語言發展與象徵性遊戲的發展有著顯著的關係。 而另外也有一些學者(如Fodor, 1983)提出語言與其他認知能力各自獨立發展的說法， 這在臨床上似乎也可以找到語言與認知發展不一致的個案。

　　儘管如此，這些大都是以英文為背景的研究，我們不確定這樣的結果是否可以應用在講中文或台語的小孩身上，畢竟，中文是屬於另一套符號系統，而且，中文 並非屈折性語言，即沒有像英文中的字尾變化，這樣的文法發展特徵是否會影響早期兒童語言發展的速度呢？ 而在特殊的兒童中，能否呈現可預測的結果呢？

　　因此，本研究以台中地區正常發展，語言遲緩及唐氏症兒童為研究對象，比較早期語言發展與象徵性遊戲在這三個不同特質族群中所呈現的關係，藉以探討在中 文背景中，語言與象徵性遊戲的相關性，及象徵性遊戲在早期語言發展上指標性的意義，並希望能提供臨床診斷語言障礙另一篩檢工具， 及語言治療介入課程設計之參考。

3 相關文獻與理論

　　關於語言與象徵性遊戲的關係，文獻上存在著幾種不同的看法。主要有Piaget(1962)的認知理論(Strong cognition position)，Bates(1979) 的「局部同源」假說(local homologies hypothesis)，以及 Fodor (1983)的「心智模組」假說(modularity hypothesis)。

　　Piaget學派的認知理論認為語言能力是一般使用符號能力的一部份。符號功能在感官運動期末期出現，並同時反映在語言及非語言認知範疇中。也就是 說，語言是與其他的符號功能（如象徵性遊戲）平行發展，同樣是在呈現其共同的表徵能力。 McCune-Nicolich (1986)並提出了對應在語言及遊戲上的五個發展階段。Ogura (1991)也在四個正常發展的日本小孩中，歸納出語言與象徵性遊戲在發展上的幾個共同界標。

　　「局部同源」假說(Bates, 1979)則認為語言與其他的認知能力是來自共同的認知基礎，但兩者之間卻不互為因果，也不是單向的關係。更確切的說，語言與認知享有共同的基本能力，而 這些基本能力的相依關係會因在特定的能力要求下及不同的成長階段呈現不同的關係。這麼一來，語言與象徵性遊戲的關係是動態的，沒有一定的相依關係，而且在 不同的情境要求下及不同的成長階段裡可以看到兩者不等的情形。

　　「心智模組」假說(Fodor, 1983)更提出了認知能力組件化的說法，認為整個認知系統是由各個獨立，自主及先天的認知範疇所組成的，而語言便是其中之一。

5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了探討語言與遊戲能力在發展上的關係，本研究採用長期性的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並比較正常發展與特殊兒童在相同的情境下所呈現的異同。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共有十名兒童，分別為正常發展組，語言遲緩組及唐氏症組。正常發展組兒童選自台中地區，由媽媽陳述其發展情況符合研究需要。語言遲緩組與唐氏 症組由台中市立復健醫院語言治療室提供符合本研究基本要求者。初期的個案選擇並無特別檢驗篩選，基本上以語言能力介於單字期(one-word)為主。研 究期間，正常個案接受正常照顧與良好語言環境刺激，唐式症個案及遲緩個案持續接受語言治療介入和其他培健治療。個案基本背景如表一。

表一.個案基本背景資料



二、研究工具

(1) 語言發展評量

由於國內仍然沒有標準化的評量工具可以評估早期的語言能力，本研究對於語言樣本以非標準化方式分析。

1. 語料採樣
採樣上，以個案的自發性語料並且符合Halliday(1975)所歸納的早期語言功能（即1.工具性2.操縱性3.互動性4.啟發性5.個人性6.想像性7.知識性） 為採樣標準。

2. 平均語句長度 (MLU)
以平均語句長度為語言發展指標，在中文的應用上已經得到國內學者的證實 （張顯達，1998）。 此研究中平均語句長度的計算，有效語料是正式測驗中具互動性的自發性語言樣本，根據張顯達(1998) 所制訂的中文平均語句長度計算規則，語言單位以語詞指標為主，求得其平均語句長度，藉以評估個案語言能力。

3. 相異詞彙量
相異詞彙量也是常用的非表準化評量工具，兒童的詞彙量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且發展到某一時間之後會急速增加(Nelson, 1973)，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個案語言發展的變化。此研究中相異詞彙量的計算，有效語料也是以正式測驗中具互動性的自發性語言樣本為主。

(2) 遊戲能力發展評量
此研究中，遊戲能力發展之評量以標準化的Symbolic Play Test (Costello,1988)為主，測驗中包含了四個不同情境的玩具（情境一：大娃娃，湯匙，碟子，杯子，梳子；情境二：床，枕頭，毯子，小女娃；情境 三：椅子，桌子，桌巾，插子，刀子，盤子，小男娃；情境四：拖車，拖拉機，木條）。 在第三及第四次實驗中，加入了第五個情境（小嬰娃，奶瓶，浴盆，娃娃車），以避免個案對玩具產生記憶效應。這些玩具都是實物的縮小，最大的（大娃娃，拖拉 機）為長14公分，寬8公分，高6公分。

(3) 整體認知發展評量
在整體認知發展的評估，本研究採用「丹佛發展篩檢測驗」（DDST），雖然國內還沒有建立常模，但在臨床上是常用的檢測工具。此評量工具由臨床心理師操作 施測及評分，先後兩次，於此研究中相隔四至六個月。另外，同樣也請個案家長填寫「嬰幼兒發展評量表」（CCDI），由心理師評分，藉以參考評估個案的整體 發展情形。

三、施測步驟

　　象徵性遊戲能力測驗，程序上分暖身（warm-up）及正式測驗兩階段。暖身階段由家長或施測人員帶領研究個案操作另一套不同的玩具，可以任意交談或 引導個案遊戲，待其進入自然狀況後，便開始正式測驗。正式測驗階段，以標準化的Symbolic Play Test (Lowe &Costello,1988)為主，由研究個案獨立自由操作各個不同情境的玩具。測驗時，無時間限制，當個案呈現不感興趣或動作重複時，即可更 換或停止。過程中，家長或施測人員原則上是被動的自然回應個案的表現，當個案不專心於測驗時，可以「這是什麼？」及「你在做什麼？」為指導語來提醒個案的 注意力。實驗全程以V8攝影機自動拍攝記錄，以供之後的評分及語料取樣轉錄。

四、評分方式與信度

　　象徵性遊戲能力測驗之評分，由兩名評分者分別觀看錄影帶，依標準化評分表及遊戲複雜度兩種標準評分。標準化評分以評分手冊為標準，為四個情境評分。 遊戲複雜度根據Ogura(1991)的分類（如附表一），以秒為單位，記錄個案遊戲表現的難易度。兩位評分者的相關度，標準化評分中正常發展組為 70％，唐氏症組為74％，語言遲緩組為69％，在遊戲複雜度中為75％。 其中一名評分者不瞭解個案背景，對此研究內容及目的也不熟悉。

五、語言與遊戲之分類對應

　　根據McCune-Nicolich (1986)所提出的五個語言及遊戲的發展階段與Ogura (1991) 所發現語言與遊戲發展上的共同界標，本研究把遊戲發展分為八個等級；即1.感官運動性型 (sensorimotor) 2.前功能性型 (pre-functional) 3.前象徵性型 (pre-symbolic) 4.自我中心象徵性型 (centered symbolic) 5.去自我中心象徵性型(decentered symbolic) 6.替代性型 (substitutional) 7組合性型 (combinatorial) 8.內在計畫性型 (internally directed)，並且可以對應到語言發展上所區分的呢喃期（babbling stage），單字期（one-word stage），與雙字期（two-word stage），如表二。

　　　　　　　表二. 語言與遊戲之分類對應表



 7 結果與討論

語言發展與象徵性遊戲在三組個案中分別呈現了不同的相依關係。 以下僅就較具代表性的個案做討論。

1. 正常發展組 （NL）

1. 個案NL-1
　　由評分結果（如表三）可知，NL-1 的正常發展具體反映在語言，認知及象徵性遊戲的表現上。象徵性遊戲分數，平均語句長度及相異詞彙量都有隨著年齡增加。對應其遊戲發展與語言發展，發現兩者 的對應關係符合理論所預期。當語言發展由單字期進入雙字期時，遊戲發展有由第二層次進入到第三層次。在個案NL-1的身上，語言與象徵性遊戲呈現密切相 關。 另外，Symbolic Play Test 所對應的常模也可以應用在NL-1身上。

　　　　　　　　　表三. NL-1 測驗評分資料

2. 個案NL-4

　　NL-4 在本研究中屬於正常發展組，但是在研究開始之後，其發展呈現類似遲緩的現象，在各項評分中，他的表現都不好，且成長緩慢。在DDST與CCDI的評分，也 多低於同年齡表現，且在語言表達理解上特別落後。然而，在語言與象徵性遊戲發展上的對應仍呈現一致。兩者同步成長，當語言停滯在呢喃期許久之後，進入了單 字期，遊戲發展也呈現相同的成長曲線由第一層次進入第二層次。

NL-4的測驗評分資料如表四。

　　　　　　　　　　　表四. NL-4測驗評分資料

2. 唐氏症組 （DS）

1. 個案DS-1

由DS-1的評分結果，可以看到他在此研究期間的發展很緩慢，似乎是在第一次測試之後，就進入了某一發展平台，在第二、 三、四次的測試，表現穩定一致。兩次的DDST未能看到其發展的轉折點，CCDI的資料不齊全。在語言發展與遊戲發展的關係在第一次測試之後，呈現出一致 的關係。

　　　　　　　表五. DS-1測驗評分資料

2. 個案DS-3

　　由表六的資料中，我們可看到DS-3 在此整個研究期間，是停留在同一個發展階段。在象徵性遊戲分數，相異詞彙量及DDST與CCDI都僅有些微的進步。
這樣的發展平台也反映在其語言發展與遊戲發展的關係上。兩者的表現維持一致的關係，都停留在單字期與第二層次。
 　　　　　　　
　　　　　　　表六. DS-3測驗評分資料



3. 語言遲緩組（DL）

1. 個案DL-1

個案DL-1為語言發展遲緩兒童，在其DDST及CCDI的成績上，我們可以發現其整體發展並不異於其同年齡小孩。在語言上的發展，卻又似乎出現障礙。在 其他的評分上，DL-1的表現在最後一次測試中有稍微明顯的進步。語言與象徵性遊戲的發展關係上，在此亦呈現出兩者發展一致的相關性。同時表現語言發展單 字期與遊戲發展第二層次。

　　　　　　　表七.DL-1測驗評分資料　

2. 個案DL-2

　　由DL-2四次的評分中，我們可以發現其表現極不穩定，在象徵性遊戲分數，平均語句長度，及相異詞彙量都有很大的波動。彼此間也沒有呈現出發展上的相 關性。由於DDST兩次的施測日太近，我們以CCDI分數的發展表現為主，DL-2在整體發展上都遲緩，也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語言發展與遊戲發展的對應 上，DL-2呈現不一致的情形，遊戲發展落後語言發展，前三次的測試中，語言為雙字期，而遊戲能力在第二層次。一直到第四次測試，語言與遊戲發展才呈現一 致。對於這樣的現象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DL-2前三次是因呈現兩個發展階段的轉折期而出現了語言與遊戲不一致的波動，到了第四次才進入穩定階段。另 一個解釋是，由於DL-2本身因遲緩兒的不明原因，使得語言與象徵性遊戲各自獨力發展，而出現發展不一致的現象。

　　　　　　　表八.DL-2測驗評分資料

9 研究發現與結論

　　由此研究的分析發現， 在正常發展兒童裡， 象徵性遊戲與語言發展的確存有高度的相關性，兩者同時成長。

　　在唐式症組中，雖然個案顯現其發展階段的過渡期(transition stage) 比正常發展個案還要長，還不穩定，但在語言與象徵性遊戲發展上亦呈現出相關性。

　　而在發展遲緩兒童組裡，由於這組兒童本身的異質性很高，無法看出明顯的族群性特徵，就本研究中的三名個案所呈現的結果發現，在一般發展正常而僅語言遲 緩的個案中，語言與象徵性遊戲仍保有其發展上的相關性；而整體遲緩的個案裡，語言與象徵性遊戲能力有可能發展一致，也可能各自獨立發展，而發展關係不一 致。

　　早期語言發展與象徵性遊戲的相依關係在中文背景的兒童中也可以得到證實。　象徵性遊戲的複雜度與語言發展階段，大致上存在兩個過渡點 （transition point）。在語言發展上所區分的呢喃期（Babbling stage），單字期（one-word stage），與雙字期（two-word stage），可以對應到遊戲複雜度的第一層次（Level I: sensory-motor action, pre-functional, pre-symbolic），第二層次（Level II: centered symbolic, decentred symbolic, substitutional play, combinatorial），及第三層次 （Level III: internally directed）。但在兩者的先後關係，國外大部分的研究發現遊戲比語言先出現新的能力(如 Nicolich & Raph, 1987)，本研究發現卻是語言比遊戲先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這樣的結果也許與中文的文法發展特徵有關。

　　在發展理論上，本研究結果支持「局部同源」假說 (Bates, 1979)，並提供「心智模組」假說(Fodor, 1983)一可支持的證據。在正常發展中，語言與象徵性遊戲呈現高度相關，而這樣的相依關係可能會因某些原因而改變，（例如不明原因之發展遲緩），但也不 是唐氏症可以造成的。

　　在時務層面之應用，此研究結果可支持以象徵性遊戲為觀察及判定早期語言發展之指標，作為臨床診斷語言障礙另一輔助篩檢工具，以及可以預測語言潛能，作為語言治療介入課程設計之參考。
 

11 檢討與建議

　　此研究中所使用的象徵性遊戲材料是以國外的背景中所發展出來的，對於國內的兒童可能不完全適合，未來的研究可以發展兼具本土背景的材料為實驗工具。此 研究對特殊兒童的施測都在治療室中進行，這樣的環境可能不夠自然，也許會阻礙測驗與採樣的有效性，理想的環境應該還是在家中。最後，在語言發展與象徵性遊 戲的關係對應上，可以做更小範圍的比對，在追蹤的過程也可以縮短每次資料收集的間距，做更緊密的觀察，以期更精確的劃分語言發展與象徵性遊戲的關係。

12 部分參考文獻

1. 張顯達（1998）。 平均語句長度在中文的應用。聽語會刊，14，36-48。

2. Bates, E., Benigni, L..., (1979) The Emergence of symbols: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infanc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 Fodor, J. A. 1983. The modularity of mi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

4. Halliday, M. A. K. 1975. Learning how to mean-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5. McCune-Nicolich, L. 1986. Play-language relationships: implications for a theory of symbolic development. In Gottfried, A., & Brown, C. C. (Eds.), Play
interactions. Lexington, MA: Lexingtion book.

6. Nelson, K. 1973. Structure and strategy in learning to talk.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38 (Serial No.149)

7. Nicolich, L., & Raph, J. 1978. The relation of symbolic maturity as observed in play to spontaneous vocal imitation in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7, 401-417.

8. Ogura, T. 1991.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pla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8, 273-294.

9. Piaget, J.(1962). 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 New York: Norton.

10. Roth, F., & Clark, D. (1987). Symbolic pla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bilities of language impaired and norm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Journal of Speech and Hearing Disorders, 52,17-29.

11. Terrell, B., Schwartz, R., Prelock, P., Messick, C.(1984). Symbolic play in normal and language-impaired children. Journal of Speech and Hearing Research, 27,424-429.